疫情下患病率增长30%,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何解?

自今年1月寒假以来,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大学生孟小涵已经上了10个月的网课,期间只有几次返校。“我觉得我的生活在2019年底停止了,一直没有重启。”1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她和大学朋友打电话给我。她接通电话的那一刻,两人开始在电话那头“抱

自今年1月寒假以来,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大学生孟小涵已经上了10个月的网课,期间只有几次返校。

“我觉得我的生活在2019年底停止了,一直没有重启。”1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她和大学朋友打电话给我。她接通电话的那一刻,两人开始在电话那头“抱头痛哭”。他们聊了一个半小时,以混乱的节奏互相讲述自己的抑郁症和大学生活。那天晚上,她睡得不好。她只睡了三个小时。

孟小涵是北京一所211大学的大三学生。随着今年疫情的严重性及其广泛覆盖,与许多高校一样,孟小涵所在学校的所有学生在上半年都没有返校,并在线上完成了春季学期;秋季学期于9月5日开学并返校,但由于一例感染病例,学校很快继续关闭。之后,学校解封后,需要批准并报告离开学校的学生。11月中下旬,由于疫情在北京反弹,学校通知学生,希望大家尽快回家。

“今年,我只上了6节线下课。我的感觉是,当生活秩序停止时,我的精神就停止了。无论是回学校上课还是住在家里,我都不能做任何事情让自己快乐和充实。我只想躺下。”她说。

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优化疫情防控的新十条》,提出各地各校要坚决落实科学精准防控要求,无疫情学校要开展正常线下教学活动,疫情学校应准确划定风险区域,并确保风险区域以外的正常教学、生活和其他秩序。

随着疫情的持续,新冠肺炎疫情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例如,在英国,根据《卫报》今年5月的报道,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最新数据显示,2月份,患有心理问题、正在接受治疗或等待治疗的儿童和青少年人数已达到42万,创下201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在美国,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与2019年相比,2020年,12-17岁的青少年因心理健康原因就医的比例增加了31%;此外,在青春期女孩中,因进食障碍就诊的次数增加了一倍,因抽动障碍就诊的人数增加了两倍。

焦虑和抑郁从何而来?

孟小涵的大学生活始于2020年,在她18岁生日那天,当她刚进入大一时,她在家里的书桌前许下了一个愿望,希望疫情尽快消失。但当她20岁时,她的愿望仍然没有实现,她的精神状况也在恶化。

11月25日,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尽管她还有四五个期末作业要赶,但她无法集中精力。只要她坐下来,她就感到无法控制,想哭。更重要的是,她已经有过自杀的念头。

孟小涵观察到,在她的同学和朋友中,这种不健康的精神状态并不是孤立的案例。她的一位朋友前段时间被诊断为严重焦虑和抑郁,并伴有明显的失眠和胃痛。

疫情对大学生的影响非常具体,这些影响也成为焦虑的主要来源。今年4月,复旦大学大三学生刘萌原本计划在6月报名参加英语四级和六级考试,但在考试因疫情推迟后,她仍不确定何时能恢复,这使得她无法安排时间准备考试。11月28日和29日,北京和黑龙江相继通知推迟原定于12月10日举行的2022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由于转向在线教学,期末考试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从考试到期末论文提交。对刘萌来说,这意味着一个月内完成10篇论文,学业压力急剧增加。她说,有时当她忙于家庭作业时,可能要到凌晨三四点钟才能休息。在此之前,她每两天做一次核酸,这让她前一天睡得很晚。她还要在早上六七点钟起床做核酸,打乱了她的作息,所有这些变化让刘萌陷入了不断的焦虑。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3月发布的科学简报,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将增加25%。百度指数显示,自今年3月以来,上海居民对“心理咨询”的搜索量激增。最近一个月,“心理咨询”的热度同比上升了约250%。

新冠肺炎引发了一场心理和精神危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首席专家兼儿童精神病学首席医生郑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疫情或灾难不限于直接受影响或感染的人。”对于新冠肺炎,被隔离、住在家中、不能定期上学的人都是受感染者。可以说,疫情带来的心理冲击影响了每个人。

郑毅指出,在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中,大家都达成共识,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持续这么长时间,其对精神和心理层面的负面影响已经从现在过渡到长期。对于灾难性事件,急性期的影响可能是一些灾难性的无助、不规律的生活和其他方面的混乱;从长远来看,可能存在情感沟通障碍、记忆力差,甚至一些生理影响,如肥胖、肾上腺皮质激素和其他内分泌功能障碍,以及大脑发育异常。

青少年是一个更加脆弱的群体。郑毅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到,患者主要分为两类。小学生的行为问题较为突出,如注意力集中问题、攻击性行为、沟通困难等。年龄较大的青少年主要表现为焦虑、抑郁、网络成瘾问题等,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两年,该院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增加了30%。

从2019年到2021,全国普通本科和职业学院招生人数超过2800万。这2800多万“00后”被称为“疫情时代的大学生”。如果将目前的学生包括在内,将有6000万大学生可能受到疫情的影响。卢琳等学者于2021发表的一篇论文旨在评估疫情期间长期停课情况下学生心理健康和自杀行为的风险因素。从2020年6月至7月对武汉市30所高校11000多名大学生的调查来看,学生抑郁症状的发生率达到41.5%,焦虑症状的出现率为32.58%,失眠症状的发生比例为35%。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开平今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21 11月,他的团队对中国30多万名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心理问题造成的伤害大大增加。孩子们有“四不”心态:他们没有学习的动力,没有父母和老师也不爱读书;对现实世界没有兴趣,沉迷于游戏和各种社交媒体;社会无能;对生命的价值没有感觉。

2021,加拿大学者对29项涉及全球80000多名未成年人的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从2020年1月至2021 2月,临床实践中观察到,未成年人抑郁和焦虑症状总患病率分别增加了25.2%和20.5%;在这一群体中,与大流行前的估计相比,患病率翻了一番。统计方法的进一步改进表明,在大流行后期,老年青少年和女孩的患病率较高。这篇文章发表在2021 8月的《美国医学会杂志》上。

“心理脆弱”的人遭遇外部冲击

中国预防医学会心理健康分会主席、上海市心理健康中心党委书记谢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心理和心理健康领域的青少年最初被归类为“心理脆弱”人群,因为他们正在成长,不断产生适应性行为,对外部变化更加敏感;此外,他们正处于一个在情绪和体力方面相当精力充沛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疫情爆发、相关防疫措施和居家学习等外部事件客观上加剧了环境带来的心理压力。

郑毅还指出,在家中出现疫情的情况下,青年群体缺乏同龄人的沟通和支持,难以疏导他们充满活力和敏感的情绪,独处时很容易失控情绪。此外,大学生不仅要面对疫情限制带来的抑郁和学业压力,还要开始考虑自我探索、毕业后的未来等问题。在就业机会减少的背景下,他们感到更多的困难和困惑。

今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由于中小学和大学长期关闭,年轻人很容易受到社会隔离和脱节的影响;对于一些儿童和青少年来说,被迫呆在家里可能会增加家庭紧张或虐待的风险,这是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因素。

2021,一篇发表在《神经精神病理学和生物精神病学进展》上的文章指出,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社会纽带的形成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确保认知、情感、内分泌和免疫健康发展的基础。在正常情况下,人类保持社交距离是不自然的。

这篇论文进一步阐述了,对于青少年来说,中枢神经系统处于脆弱的发展窗口期,关键时期的任何压力挑战都可能导致短期和长期的认知和行为损害。纵向研究表明,青春期社交隔离等心理压力源的存在与晚年C反应蛋白水平的高水平显著相关。C反应蛋白是一种常见且易于检测的炎症指标,表明身体对“毒性应激”的反应。

华南师范大学著名研究员袁杰所在的心理学院意识到新冠肺炎可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早在2020年初就开通了“新清热线”,为受疫情影响的公众提供心理援助。今年11月,在广州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华南师范大学的“新清热线”又增加了一条热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疫情对学生家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团队接到了许多来自学生家长和学生的求助电话。

例如,一个典型的来电者是这样的:一个高中女生已经面临着来自高考的沉重学业压力,她必须在家上课后处理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所有这些事情都堆积在一起,这让学生难以承受和解决。

如果将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抗压能力比作“心理免疫力”,谢斌指出,这种心理韧性的构建是由许多方面决定的,包括性格特征和认知模式、家庭环境、人际交往和社会支持网络。父母、同龄人、同学、学校等元素构成了青少年相对核心的生态系统。任何环节的任何问题都可能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走向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谢斌指出,疫情期间加剧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成年人,尤其是父母。他们在疫情中面临各种心理问题,如焦虑、恐慌、对生活的不满等,这些负面情绪很容易传递给青少年,使他们产生“诱导性焦虑和抑郁”。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虹曾多次参与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和指导,也曾在澳大利亚研究过灾难心理健康。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她采访并了解到受灾难影响的儿童时,她发现,尽管他们都遭受了同样的公共压力事件,但拥有更好的家庭支持和更健康的生活经历的儿童有更好的能力应对心理危机。相比之下,一些青少年在疫情之前可能会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或症状。在疫情背景下,精神问题更容易引发和加剧。

大多数“新青热线”电话都是家长打来的。疫情期间,他们发现孩子们有很多情绪和行为问题,比如过度沉迷手机、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拒绝交流。袁杰说,在家里,每个人都很平静,在家隔离时都会呆在一起。学生与家长之间的一些冲突很容易被放大,导致家庭关系紧张,甚至激烈对抗。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所学者杨延平于2022年4月初对上海1600多个年轻人家庭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他发现,在上海疫情最严重的4月份,由于长时间呆在家里,父母和孩子之间不和谐的比例明显高于前两年。“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首先要解决他们父母的情绪问题。”

政策对家庭的全面回应

“新冠肺炎带来的心理健康危机,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临床治疗问题。”郑毅指出,这需要政策、教育体系、医疗体系乃至生活方式的共同努力。

《华尔街日报》在10月30日的报道中指出,在美国,一些学校使用心理健康筛查来决定班级或整个学校的课程,例如增加一些关于如何做出决定、调整情绪和其他技能的课程。美国国家学校心理学家协会的心理学家谢拉·德赛表示,家长会被告知学校将组织评估活动。他们可以检查量表设置的问题,也可以不支持评估。

从2021起,马萨诸塞州梅森公立学校将对5至12年级的学生进行创伤后应激症状筛查。该学校此前曾评估过学生的焦虑和抑郁。学区心理健康和行为服务主任约翰·克罗克认为,筛查和后续干预可能会防止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学区的筛查结果显示,约38%的高中生在评估中表现出中度至重度创伤后应激症状。然后,学生们被邀请加入学校的治疗小组,或接受学校心理咨询师、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的一对一治疗。此外,该地区还为学校心理卫生工作者提供了额外的创伤培训。

在学校层面,谢斌特别提到,原有的课程设置、教学时间表要求、考试安排等也要根据疫情变化进行调整,以减轻学生和教师的压力。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虹指出,学校和社会很重要,但更多的关注往往是群体。为了减轻疫情对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父母的参与至关重要。

谢斌建议,当学生长时间住在家里时,家长应该更加宽容,接受孩子的行为。如果他们无法忍受任何事情并想要纠正,这可能会适得其反;此外,在与孩子打交道时,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适当为孩子屏蔽一些负面信息,不要无意中将自己的压力传递给孩子。

此外,林虹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例如,父母应该关心孩子的饮食、工作和睡眠,因为健康的生理状态是良好精神状态的基础。在空间方面,家庭成员最好保持自己的独立空间。尤其是父母,不要随意进入孩子的房间,这会让彼此感到被监视和不信任。

今年10月发表在《分子精神病学》(Molecular Psychiatry)上的一篇题为“多吃发酵食品和纤维可以显著降低压力水平”的论文显示,连续4周每天多吃发酵食物和膳食纤维可以显著缓解精神压力。45名受试者被分为两组,并在4周内采用了两种不同的饮食计划。一半的受试者增加了饮食中纤维和发酵食品的比例,如泡菜、酸奶、奶酪等。实验结束后,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报告说,压力感降低了。这种有益于心理健康的饮食策略被称为“心理益生菌饮食”。

近年来,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2021,经国家卫生委员会直属事业单位中国公共卫生研究院中央办公室批准,成立了国家心理健康与心理健康预防控制中心。今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中小学每年要对小学、中学、高中高年级开展一次心理健康评估,推动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成长档案“终身政策”。今年,教育部启动了“提高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全国行动”,为教师实施心理健康筛查和免费诊断, 以及相关的心理健康教育培训。

绿萝心书是中国知名的心理服务机构。成立于2018年,已为15000多所学校提供心理健康服务。该公司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帮助学校筛查有心理健康风险的儿童,并开展一系列干预措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二是帮助中小学培养心理健康骨干队伍,解决大多数中小学心理健康人员空缺或短缺的问题。

绿萝新书总裁王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疫情期间,全国各地都在青少年心理健康和教师情绪调节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还提供了维护亲子关系的培训。”

然而,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中国仍有许多弱点。原因由从事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李一飞教授分析;第二,学校缺乏从事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的专业人员;第三,社会心理服务机构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事实上,关闭后,刘萌所在的学校并没有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当时,学校向教师和辅导员强调,教师和工作人员应该更加关注学生课后的心理健康。学校还开设了心理咨询公众号,提供心理咨询渠道。然而,在刘萌看来,她的心理问题并不是几次心理咨询就能解决的,因为她面临的是具体而实际的问题。

“我觉得我很难制定一个长期计划,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她说,例如,她需要决定将来是去研究生院,还是出国留学,还是找工作。但对于留学来说,现在雅思、托福等语言考试一再取消,无法安排何时开始备考,这将带来持久的压力。

谢斌强调,疫情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来自不确定性。在教育和政策方面,我们应该尽可能提高未来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比如入学考试的安排,让学生有相应的心理预期,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也会降低。

今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位大学辅导员还谈到了校园如何制定具体的防疫政策,以及与学生的沟通是否顺畅,这是影响学生心态变化的重要外部因素——对学生和其他校园人员的“差别封校”,未经授权进行硬隔离的“额外学校关闭”,或“一刀切”和正式防疫,所有这些都可能在短期内造成学生情绪波动。

“疫情带来的是集体心理创伤,每个人都会卷入其中。”林虹表示,对于个人而言,疫情的影响、心理韧性和韧性取决于每个人的先天基因和生理条件、家庭养育环境、校园经历和社会大局。

有学者指出,事实上,疫情既是危险也是机遇。如果我们能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那么现在的困难反而会培养他们抵抗挫折和面对逆境的能力,让他们的内心在未来更加强大。

(应受访者要求,孟小涵和刘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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